李世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与实践路径
文 | 李世峰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 《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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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全局出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新实践，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本文以构建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责任、生态制度、生态安全等“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发展路径为研究目标，通过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全面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构了“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实践”的研究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新发展理念、着眼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好的生态不仅寄托着公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更是中华民族实现永续发展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全局出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新实践，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发展完善。比如，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并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等等。这既充分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跃升，也为新时代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定位上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在思想上提出“两山论”，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化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性把握和运用；在理念创新上提出“绿色发展”，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实践变革上提出“生态文明体系”。
结构—过程分析框架，来源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和“事件—过程”分析框架，国内学者对于结构功能的理论研究和“事件—过程”分析框架做了融合性研究，结合两者优势作为解释分析框架。本文借助该框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脉络、思想基础和路径构筑加以分析。
笔者通过文献统计生态文明领域研究现状，检索生态文明领域，文献总数：109804 篇；检索条件：[主题=“生态文明”or 题名=“生态文明” or title=xls(“生态文明”) or v_subject=xls(“生态文明”) ]；检索范围：中国知网总库。发现从2013年以来平均每年约11000篇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学术论文，主题围绕“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生态环境”等视角展开，详见图1。
图1 生态文明主题分布
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包含了几种理论学派：第一种为循环经济学派理论，代表人物为波尔丁，循环经济理论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将所有成员的生活福利最大化作为目标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第二种为生态现代化学派，生态现代化理论(EMT)的创始人是约瑟夫（Joseph），他的理论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理论、贝克与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演变而来，最终形成了适应当时社会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即以现代化科学和技术克服环境危机实现生态转型，先发展经济，再改善环境，进一步现代化、工业化来实现生态重建和制度转型。第三种理论学派为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学派，习近平总书记从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健康、生态等综合性角度提出了“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两山论”的提出极具辩证唯物主义色彩，为极具包容性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且基于时空贯序维度融合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基于生态理论的生态文明评价研究也逐步成熟，1990年联合国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到1993年发展为PSR指数（压力、状态与响应模式），再到生态学家奥德牧的可持续生态评价系统，中国的研究者也基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从协调发展治理的角度开发了ECI指数（生态文明指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以人类实践作为两者联系的纽带，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人类在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反之，将会引发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生态的发展历程看，在以追求最大限度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都仅仅是实现资本增值的生产条件，这一方面成就了工业革命烘焙人类社会的物质极点，但另一方面却让生态环境付出了惨重代价，也注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度过这一危机，虽然有科技进步的因素，但主要还在于通过产业的全球转移，仅20世纪后40年里，OECD国家中部分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了40%—60%左右高污染产业，通过向世界转嫁危机让其他国家承担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传统工业文明的局限令全球生态陷入危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做出人类将面临增长超出我们星球物理极限的危险、全球生态将面临崩溃的预测，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环境保护的热潮。四十年后的2012年，参与《增长的极限》研究和写作的乔根·兰德斯，在罗马俱乐部最新研究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虽然整体延续了其一贯的悲观主义判断，却唯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前景抱乐观期待。
在生态文明建构历程中，面对生态发展不断遭受的挑战，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则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发展经验。中国一直通过制定五年计划的方式，以系统性、创新性将中国逐步建设成为符合其长期发展目标的国家之一。如何穿越经济增长的“生态墙”，经过几十年的思索和探求，中国有了自己的破局抉择：生态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在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
1949—1973年的生态文明恢复期。据统计，1949—1952年的三年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修建了排水管沟1037公里，清除了各类垃圾约2000万吨，全国城乡面貌因此得到初步改观。为了改善因长期战乱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正是在这一号召下，几代人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僻苦寒之地河北塞罕坝接续奋战，将这里变成了112万亩的美丽绿色林海。这片超百万亩的美丽绿色林海不仅扛起了阻沙源的责任，也涵养了清洁的水源，每年既可以释放氧气约55万吨，还能够向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37亿立方米，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1973—2013年的生态文明探索期。在此期间，环境保护工作提到了国家议事日程。为尽可能地降低大规模经济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首部环境保护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此次会议掀开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相继组建了环境保护机构，一系列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性、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更是将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此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不断建立健全，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把生态环境作为重要内容，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提出“建设生态文明”重要命题，明确相应的原则、理念和目标；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等等。
2013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在科学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指出生态环境质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所在，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并不“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而且蕴含着“很大的政治”。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将“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同时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内容写入党章；将生态保护红线列入环境保护法、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等，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部署安排。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耕地休耕和轮作制度，以及河长制、湖长制等生态文明举措，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如“两山论”“绿色发展”等生态文明思想极具唯物辩证法和现实指导性。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比喻，既表达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也指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战略路径；以“绿色发展”新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指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山论”
“两山论”蕴含着新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化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性把握和运用。人类自诞生以来，即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都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黑格尔在审视完近代哲学后提出最高哲学任务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因自然而生，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展不能只看“金山银山”，还要看“绿水青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用“命脉”一词把人与山水林田湖草连在一起，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一体性关系：“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一，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新发展阶段背景下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经济发展不是无原则消耗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文明建设也不是一味舍弃发展而故步自封的“缘木求鱼”，而是要谋求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必须破除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相对立的传统思维，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陈旧观念；要立足于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来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探索如何充分利用环境资源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提高生态质量，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第二，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金山银山固然重要，绿水青山同样不可或缺，并且是金山银山无法替代的。那些为了追求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而以“生态赤字”和“环境透支”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仅无法助推经济社会到发达状态，反而会导致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衰退与崩溃。而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从“求生存”更多地转变到“求生态”，从“盼温饱”更多地转变到“盼环保”，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就是幸福，人们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要愈发迫切。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前提，努力把绿水青山中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高质、高效地转化为金山银山。这需要在坚持生态惠民、利民、为民的前提下，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制保护生态环境，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法律代价，进而探求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第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正如人与人的关系不只是“交换”还有“交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再是“索取”而是“互惠”。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首先，绿水青山具有天然的生态价值，将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是满足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的日益增长优美生态需要的重要基础。其次，金山银山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能够促使经济社会效益充分发挥，创造出更多的经济财富、社会财富。再次，产业是“绿水青山”实现生态价值转换到“金山银山”的重要通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的不断深化，生态环境愈发表现为重要的生态生产力。这要求全社会更加自觉地爱“绿”、懂“绿”、用“绿”，不给长远发展留下隐患，才能实现向绿色要红利。因此，只有守住金山银山、保住生态优势才能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才有可能赢得发展优势，才有可能实现由产业转换带来更多更好的优质生态产品，才能源源不断带来金山银山，进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丰收”。
（二）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要求树立和落实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理念，强调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变革，要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受空间之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人与自然构成的社会是生态环境的自由与限制、利益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天蓝地绿水清更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铺好发展的绿色底色才会有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把握三个重点：
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好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要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品结构，创新技术，提高生产领域的资源环境效率，实现产业生态化改造；要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第二，推进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一方面，要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通过循环经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实现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进而不断推进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另一方面，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并列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倒逼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使生产更加绿色可持续，使生活实现“诗意化栖居”。
第三，倡导绿色健康新型消费。绿色消费才能带来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生活。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绿色生活意识，推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要通过扩大智能产品、定制化产品和绿色产品供给，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倒逼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把建设美丽中国融入到全体人民生产生活的自觉行动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体系不断建立健全。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目标责任、生态文明制度、生态安全等五个维度的具体部署，是包括发展方式、治理体系、思维观念等在内的深刻变革，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体系。
（一）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路径构筑
不同历史阶段和文明形态对生态的认知呈现出不同的生态文化，并对相应的上层建筑、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等产生重大影响。这说明生态文化是培植生态文明的根基，生态文化提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将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进程。新时代摆脱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片面的“人与商品”狭隘空间，就是要践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等生态文化理念，从生态文化意识、价值导向和社会适应外化行为等方面拓展生态文化基础理论的大众化传播，进而构筑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宏大时空拓展。
（二）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路径构筑
产业生态化以生态产业化为前提，生态产业化是产业生态化巩固壮大的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不要搞单打一，说搞生态，就不搞产业，产业还是要搞，产业不搞生态也难以为继”。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互转化的必然选择，是以生态促发展和以发展保生态的统一。一方面，产业生态化即通过“生态化”实现产业创新发展，通过对生产全流程的生态化绿色化改造，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要求，引导和推动生态驱动型、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既实现产值增加，也体现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另一方面，生态产业化即通过“产业化”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增值，重点在于盘活生态资源，连接一、二、三产业链，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根据资源的稀缺性赋予其合理的市场价格，尊重和体现环境的生态价值，进行有价有偿的交易和使用，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转变、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
（三）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路径构筑
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愈发严重，主要由于有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片面追求“金山银山”而忽略了“绿水青山”。这必然导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自觉、行为不主动和措施不得力。要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指挥棒作用，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不唯经济增长论英雄。要强化指标约束，增加考核权重，将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环保责任红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逐步构建了以具体减排指标、环境质量改善等具体任务为导向的目标考核体系，以调整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为导向的综合性生态文明目标评价体系，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为导向的引导性和试点性的考评体系。侧重于厘清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相关部门常态化分工责任的制度安排，建立在责任体系基础上的问责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了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并完善了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及问责制度。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严格责任追究，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要记录在案，实行终身追责，不得转任重要职务或提拔使用，已经调离的也要问责。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不力的，要及时诫勉谈话；对不顾资源和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领导责任；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监管责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强化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控、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管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
（四）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路径构筑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有价值观念的变革，也要有法律制度的保障。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通过产权界定和明确责任尽可能减少“公用物悲剧”的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从制度上筑牢生态红线，首先要解决有制度可依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到民法典体现绿色发展理念，中国正在构建起最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五）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路径构筑
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仍处于环境风险高峰平台期，历史欠账多、问题积累多、现实矛盾多，具体表现为全国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生态退化导致的损害风险增加，生态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生态平衡的基本特征，是生态安全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象征。我国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一方面，降低生态系统退化风险，通过实施国土空间管制和生态红线制度、采取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措施，确保物种和各类生态系统的规模、结构稳定，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水平；另一方面，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风险，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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